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舞蹈家戴爱莲趣事:不认虱子和虮子

发布时间:2021-01-12 00:34:31
1978年春,十年动乱的“文革”刚刚结束,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了。全国53位文艺界政协委员下榻北京友谊宾馆北配楼。我与舞蹈大师戴爱莲在这里重逢。众所周知,“四人帮”时期文艺界是重灾区,所以我们一见面,互报平安后便紧紧拥抱,我们的眼泪都夺眶而出。稍稍平复一会儿我就开始向她打听原东方音乐舞蹈班(东方歌舞团的前身)的情况。因为我知道,这也是戴先生最牵挂的事情。

  1957年,她在北京舞蹈学校落实周总理的相关指示,亲手扶持了以张均、于海燕为代表的首批中国东方音乐舞蹈人才。

  戴爱莲先生是归国华侨,中文说不好,表达起来往往要思考一会儿,才能用汉语描述出一个大概来,我对汉语声母的四声发音也不准,用汉语描述一段事情,也比较吃力,结果我们之间交谈,就往往会出现误解和笑话。

  在那次会议期间,戴先生给我讲了一段在“文革”中,东方舞蹈班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劳动的一段故事。她说,“莫德格玛,你知道吗,把"东方班"下放到门头沟农村的山沟里去改造,十几岁的娃娃改什么造,她们是一张白纸,应该在学校学习,在山沟里也没法练习舞蹈呀!为此,我心里不痛快,为这事就是放心不下。我就追到门头沟去探望"东方班"。我去了以后,发现整个大山里没有洗澡的地方,住宿和卫生环境都非常差,那是一群女孩子,我看到她们身上长了"虫子",头发里也长了"虫子",她们的黑头发上还有沙粒子一样的白色"蛋",那个"蛋"就是"虫子"的"蛋"。你可知道,我看见这些"虫子"和"蛋"浑身起鸡皮疙瘩的呀!”她说得比较慢,我知道她是在努力地想表达得更准确些。

  戴先生说,“我把"东方班"下放在门头沟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了,也向北京舞蹈学校的主要领导说明了,如果不让"东方班"回到舞蹈学校,我就跟她们一起呆在山沟里,我不回去了。我也是北京舞蹈学校的副校长呀,你们爱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!就这样硬顶着,就把"东方班"从门头沟的山沟里找回来了。”

  接着,她又略有得色地说,“莫德格玛,你明白,没有当初的"东方音乐舞蹈班",就不会有今天的东方歌舞团呀!”

  我听了这段“原东方音乐舞蹈班”的故事很感动,戴先生把“东方班”从门头沟找回来了,也就是把新兴的中国东方音乐舞蹈事业挽救出来了。可我怎么没有准确地弄明白戴先生讲的“虫子”和“蛋”,我回到房间努力地想了一会儿,还是没想清楚,就给王昆同志打电话问:“戴先生说,"东方班"在门头沟"劳动改造"的时候,她们身上和头发里长了"虫子"和沙粒子一样白色的"蛋",这是不是一种传染病呀?王昆听后,哈哈大笑,“啊呀,那是虱子和虮子”,我听了恍然大悟,也笑得眼泪直流。

  后来,这个故事传到白杨、张瑞芳、徐肖冰、司徒慧敏、叶浅予和陈荒煤等同志那里了,他们每次见到我都用诙谐口吻说,“小玛呀,戴先生给你讲的故事也让我们分享分享嘛……”把这句话说完了还要再加上一句“要不要给你们俩找个翻译呀”……

  那个时候,我们一开会就聚在一起,我是他们中最年轻的(36岁),戴爱莲先生和司徒慧敏给我讲过许多故事,戴先生讲得最多的是“东方音乐舞蹈班”的故事,我于1962年4月调到东方歌舞团以来,就没听过这样生动有趣的故事。

  我回到团里一见到“原东方音乐舞蹈班”的张均、于海燕、赵世忠、郑振槐、唐景璐、崔淑敏等同志,他们就开起“虫子”和“蛋”的玩笑来了。

  一提起张均和戴爱莲与“东方音乐舞蹈班”,就想起戴先生幽默的语言和笑眯眯的表情。那个时候,每次回宾馆的路上,我就听戴爱莲和司徒慧敏、徐肖冰等大家们给我讲故事,从餐厅到宿舍的路上都有故事听。可以说,我在笑声中接受了戴先生和文化大家们的文化情怀和文艺观。那时的场景至今难以忘怀。

  戴先生在晚年时,不止一次把我叫到她家里对我讲:“中国必须有芭蕾舞、交响乐,同时也应该有中国东方音乐舞蹈。东方舞和芭蕾舞不分高低,各有各的艺术价值,蒙古舞和其他少数民族舞蹈也是东方舞蹈系列嘛……”

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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